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决定新设“政府效率部”（简称 DOGE）炒股指期货中杠杆是什么意思，由美国富豪埃隆·马斯克和企业家维韦克·拉马斯瓦米共同领导，负责削减政府开支等问题。“政府效率部”11月14日在官方社交账号发布了招聘启事。
20多年前，还在四川大山里辛苦耕种着二分薄田的王洪，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他会来到北京工作。并且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，离开家乡之后，王洪不仅赚到了老家两套房子的钱，还赚出了供女儿上大学的学费。
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中，数以亿计像王洪这样的劳动者，用双手托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，其经历也生动地诠释了“就业是民生之本，劳动是财富之源”。
70年来，我国就业政策总体上经历了“计划化—市场化”的演变过程，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从“统包统配，城乡分割”就业走向了“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就业”。一方面是城乡就业分割逐步被打破；一方面是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改变。
1949年~2018年，全国城镇就业人员从1533 万人增加到4.3亿人，增长约 27倍；城镇失业率从 23.6%降到 3.8%（登记失业率）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56年98元增加到2018年的28228元；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，1952年为445元，到2018年为82461元。
城乡二元格局转变
新中国成立前，经济凋敝，城镇劳动力多数处于失业状态。1949年末，全国城乡就业人员18082万人，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1533万人，占比仅为8.5%。当年末城镇失业率达23.6%。
政府面临的最大就业问题是大量失业和无业人员，就业政策首先关注的是失业救济，有计划、分步骤地安置失业和无业人员，固定用工和统一调配为主，严格限制辞退职工。
到上世纪50~70年代，就业状况逐步改善。1978年末，我国就业人员达到40152万人，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9514万人。
在王洪父辈年轻的时候，离开乡土的机会并不多。一些羡慕城市生活的农民自发转移到工业建设行业中，但这种盲目流动还曾经带来不少社会管理问题。
但是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的研究显示，随着微观激励的改善，劳动效率大幅提高，农业劳动力剩余被显性化。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农业中大约有 30%~40%的劳动力是剩余的，绝对人数高达1亿~ 1.5 亿。
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促进了一系列体制性障碍的逐步拆除，并最终使劳动力得以重新配置。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，随着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，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并就业。
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，成为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。
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曾对第一财经表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就业市场主要矛盾是解决庞大的、源源不断的、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的问题。可以说，我国工业化主要不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，而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问题。
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随着经济发展和就业优先政策实施，我国就业总量大幅增加，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、三产业转移。
王洪1998年到北京打工，从建筑工地的普通工人做起，经过20年奋斗，成为一名有技术的水暖工。他对第一财经表示，来北京的前十年工资非常低，几乎没有攒下积蓄，但赚钱确实比种地容易得多。
他真正感觉到工资上涨是在2008年之后。他在老家买两套房子的资金都是在2008年之后赚到的，不仅是建筑工地工人的工资大幅上涨，他媳妇做保姆的工资这些年也翻了好几番。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很低。1956年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98元，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元。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，比1978年实际增长24.3倍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2018年已下降至2.69。
就业结构改善拉动就业增长
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1~5月城镇新增就业597万人，完成全年计划的54%。其中，25~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连续3个月下降。
曾湘泉表示，在过去的十年间，就业市场的矛盾慢慢在发生变化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。随着劳动力年龄人口下降，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超越了总量矛盾。与十年前相比，经济总量的盘子大了，就业总量和就业弹性都出现了明显增长。
就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结构的改变。首先，城乡就业结构发生变化：1949 年，全国城镇就业人员仅占全国就业人员的 8.5%， 绝大部分劳动者在乡村就业； 2018 年，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比重达到 55.96%。
劳动者在三大产业中的就业比例也在发生根本性改变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产业基础十分薄弱，1952年，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.5%的农业吸纳了83.5%的就业人口。
随后，按照当时环境和现实需要，我国主要实行“重点发展重工业”的方针，同时配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，促进了工业积累。1978年，农业增加值比重降至27.7%，就业比重降至70.5%。改革开放后，产业结构深刻调整。2011年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.7%，首次超过第一产业；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；2012年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.5%，首次超过第二产业，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，三次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。
2018年，第一、二、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.2%、40.7%、52.2%；就业比重分别为26.1%、27.6%、46.3%，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比1952年上升23.5和37.2个百分点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第三产业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。2013~2018年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连续6年超过1300万人。
城镇非私单位工资增长185倍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人民生活相当贫困。1952年，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（平均货币工资）为445元。
上世纪50年代，城镇就业人员工资增长缓慢。到1978年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只有615元，26年间总计增长38%，年均工资增长率为1.46%。
改革开放之后，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，城市地区一系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出台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。
自1985年突破千元大关达到1148元之后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收入驶上了快车道：2001年再次突破万元大关；2018年达到82461元，比1952年增长了185.3倍。
我国工资统计制度改革在2009年迈出重要一步，正式建立年度私营单位工资统计抽样调查制度，将私营单位纳入统计调查范围。占非私单位约60%的私营单位工资收入同样呈现快速增长态势。2008年，国家统计局对私营单位工资调查进行试点时约为17071元，2018年已上涨到49575元。
失业率大幅下降也是70年来中国就业的一大亮点。1949年末，城镇失业率达23.6%。截至2018年末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74万人，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.8%。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.9%。2018年末，我国就业人员增加到77586万人，比1949年的18082万人扩大3.29倍。
郭晋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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